从古至今对增进人民健康具有实用价值的“气功”，曾长期被作为封建迷信、江湖技艺对待。只有解放后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才列入了医疗项目，开始发挥其应有作用。人体科学的研究必将以“气功”作为打通人体奥秘的重要渠道，成为科研事业上的新事，是我国所独有的。

中国气功，源远流长。发挥我国独具的优势，以期对民族和世界人民作出应有的贡献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为此我将对佛教与气功的研究作一探讨，抛砖引玉，祈翼同好指正。

“气功”最易使人联及武术，武术中的“内家拳派”更以“气功”作为防御和袭击敌人的必要功法。他们能凭籍“气功”把全身力量集中到一点，达到头可以撞断石碑，掌可以粉碎金石，金枪刺喉而不伤，腹承千斤处之泰然。这看来和目的在于“断除烦恼”、“趣向解脱”，以“少欲知足”律己、以“慈悲为怀”对人，乃至“护生惜命，爱及物类”的佛教教义相悖，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

诚然，佛教徒也有学习武术的。“少林拳”派亦曾占据武术重要地位。但从印度传的大小乘各宗的经论中，我们既未见到“气功”这一名词，而佛教传入我国后先后立宗的各派代表性著作中亦鲜有提及有关“气功”的问题。对于发展到“少林”派这样受人叹羡的事实，并未引起佛教内部的重视，充其量作为支流，甚至认为是旁门。

“气功”并非创自武术家，目的更不同于武术。

依据现存古籍如《老子》、《庄子》、《黄帝内经》等书的记载，“气功”之源当远溯于周秦或更较前时代的医家和养生家。他们为适应保健和祛病的需要，创立了和药物、针灸并行的所谓“吐故纳新、熊经鸟伸”的导引术；再经历代经验积累，形成了可以预防、对治各种疾病的气功方法；又在养生保健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到以“内气”打通经络、调整内脏，“气功”到这步已达改造生理的“内丹术”的别开生面境界，似乎可以和佛教合拍了，但又不然。

佛教主张“无我”，对于唯在身体上下工夫的“气功”，认为可能滋助“实我”的妄见，有碍于“断除烦恼”、“趣向解脱”。这虽不无理由，且是适当范围内应予支持的理由，但是过分强调了佛教教义的一面，从而湮灭了佛教教义的另一方面，流风所至，为具有积极实践精神的佛教带来了很大不幸，直至现在，余波犹存。

从历史看，佛教极盛于隋唐，此后趋于衰落。其内在原因源于戒律废驰，倾向清谈，缺乏实践。与之相反，“气功”术自五代进入宋代，在理论和方法上都有发展。随着儒、道两家从思想上抗击佛教的趋势，儒家产生了独特的中国“瑜伽学”——理学（即按照儒家的哲学观念观念进行身体力行的实践)；道家由重视“外丹”转向“内丹”一一精、气、神的修炼。此时道家理论趋向完整，影响较大的有陈抟别传的先天易学、周敦颐的《太极通书》，从身心性命的实践出发，强调“天人一贯”的哲学观点。张伯端遥接《参同契》的传承，结合佛教教义，著了《悟真篇》，阐发了有关“内丹”的各项问题。

这些努力和成就对“气功”的发展和成熟起了推动作用，提高和丰富了“气功”的理论和内容。沿着这一思想路线，历经元、明、清各代，旧有、新出的“气功”流派多至不可胜举。但他们一方面援引佛教的经论，有的地方难免有附会之嫌；另一方面则对准佛教徒轻视锻炼身体的缺点大加挞伐，认为佛教徒只知“修心”，不知“修身”，佛教中只有“性功”并无“命功”等等。平心而论，这些批评仅触及佛教教义的部分和表面，尚未升堂，何况入室？与前述历史中佛教部分人只执教义的一端而失彼一样，他们的执其一端也为他们认为擅长的“气功”的发展和应有的更大进步，带来损失。

事实上，作为自然科学来研究，佛教的教义和戒律，几乎无不与“气功”有关。佛家所提倡的修持方法，基本上都是气功家所必由的途径。佛教中的“三学”——戒、定、慧中的“定学”和作为大乘行为规范的“六波罗蜜多”中的“禅定波罗蜜多”，实质上就是“气功”，而且是高级气功。历史上所遗留的争论是由于没有从实际出发，各怀门户之见，一味在文字、名称上纠缠所致。在佛家是“自遗怀宝”，在气功家是“买椟还珠”。

现在，在党的领导下出现了共同携手、团结共进而向“人体科学”奥秘进军的宏伟目标的需要与可能，科研的新发展要求我们必须消除历史造成的隔阂，对我的提法或许是“问姓惊初见”，但实事求是，终当“称名忆旧容”。所以，我愿以个人对“气功”的经验、体会和认识作引玉谈。广大佛教界，不乏对“气功”在理论上有研究、在实践上有造诣的人士，希望积极参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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