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的感恩：我和我的善知识们

打了一个盹，已是八年了。

经过这八年的风风雨雨，我和熟知我的人们已经找不回以前的那个我了。
每日，注目朝阳从海平面上冉冉升起，我的心中便充满了感激，不仅仅是对上苍赋予我又一天生存的机遇，更是对养我育我的父母、开化指引我的师父道友，还有资我色身、策我上进的无数认识和不认识的檀信们……
八年的僧团生活中，一颗感恩的心是我生命里永远澄清的一泓清泉；平静和淡泊成为我生活的主旋律。当然，境界和外缘时不时的考验也就更凸现出它们的可爱和可亲。

一、门里人
走进佛门那年我才刚刚过完十八岁生日。
一谈到这个话题，我直到现在还犯懵懂。我一直不大明白，当时是如何由学校的大门一步便跨进寺院的大门的。
按理说，像我这种人，既没有悲天悯人的胸襟，也没有佛教家庭的熏陶，更甚者当时还压根儿就瞧不起出家人，看不惯那一个个光光的脑袋，又怎么可能去拿自己青春作赌资呢？
但事实是我由一个门外人变成了门里人。并且，在里面呆头呆脑地一晃就是八个年头了。

二、师父
那年，我溜出家门应归功于武打明星李连杰先生。
至少我认为有百分之九十是受他的影响，另外百分之十可能就是讨厌数学以及所有的理科。就这样，一心想要成为李连杰第二的我，在表哥的带领下来到了在梦里出现过好多次的少林寺，然后给一位面目最慈祥、很象电影里面的武林高手的老和尚做了徒弟。
两个月下来，师父非但没有将“达摩易筋经”传授给我，就连最基本的“少林童子功”也不指导。当然，我的成绩也很明显，那就是，满身上下伤痕累累——那些伤都是被人家冷不丁地来一个“单劈华山”或“饿虎扑食”之类的招式“点化”我的，而我招架不及不是被中了前胸便是后背，或者在夺路而逃时一不小心就撞在石塔上或树桩上所致。
这两个月下来，我不但体会到了什么叫皮肉之苦，也懂得了什么叫生活之艰，两个月中也基本学会了照顾自己、钉扣子、洗衣服、为师父煮面条和面疙瘩……
苦苦熬到第三个月时，实在再没有信心去步李连杰的后尘，便寻思着该回家了。
师父在这时似乎看出了一点端倪，便向我描绘在佛学院求学是如何如何地美妙，我被说动了心，也不知是什么原因，便毫不迟疑地选择了九华山佛学院。
到后来，我才听别人说，原来我拜师学“艺”的那位师父，竟然就是少林寺惟一不会武功的“武僧”！

三、圣辉法师
初在佛学院学习时，觉得所学的经文再枯燥不过了，那时也最反感祖师大德一会儿谈空、一会儿说有，认为那些都是天下最无聊透顶的逻辑；还有，那时认为佛教经典的翻译，远不如中国古典文学那样精彩和吸引人，文字润色方面也远不如古文学来得规律和有节奏感。固然有这种种思想上的障碍，但在法师们的循循善诱下，我这个顽固得几乎上锈的脑袋总算有了一点点的转机，渐渐地也竟不以成见来读经和学习。
就这样，慢慢地我的恭敬心也生了起来。
在这段时间中，影响我作出一生抉择的是当时九华山佛学院的副院长圣辉法师。法师是湖南湘潭人，我所折伏的不仅仅是他那湖南人式的领导才能和演讲才能，更多的是他为护教宁舍身命而不惜的凛然正气，为严持戒律不为一切境界所动摇的一身傲骨。
为培养同学们能够“护持佛法和珍惜佛教声誉如爱护自己的眼珠子一样”（圣辉法师的口头禅），法师特为佛学院选了“养浩然正气，为大法而生”的院训。佛学院刚创办时，宗教政策也是初步落实阶段，来自教内外的障碍特别多。迫于无奈法师也现金刚怒目相，数次带领我们与一些制造麻烦和障碍的团体或个人进行抗争，有时甚至不惜采取一些非常手段。
但在对待学生上，法院却完全是一副慈眉善目的菩萨相。佛学院所在地甘露寺座落在半山腰的一块凹地里，三面环山，环境清幽，但一到夏天却闷得透不过气来。当时很多同学来自北方，夏天的酷热、难以下咽的饭菜、超标的大个蚊子，甚至那时连风扇都不够用，很多同学热得无法入睡，于是提出想离开。法师听后心情非常沉重，然后他二话没说，拿起自己的破草席说：“走，我和你们大家一起去教室里睡”（因为，当时只有教室里面有风扇）。就这样法师和我们大家在教室的桌子上度过了一个漫长而难忘的夏天，当然再也没有人提说要离开了。
法师以身作则，在物质受用上完全做到了样样和学生一致，并且一个人里里外外照顾偌大的一个佛学院。每天，我们看到他从外面坐公共汽车回来时（佛学院那时一穷二白，法师外出办事都是乘公共汽车），那件陈旧的灰色大褂已全部被汗水湿透。即使这样，他每天仍然坚持讲课、开示和同学们一起上早晚殿，每月仍带领大家按时颂戒布萨。
有一次轮到我们小组巡堂，大家洗完碗后都陆续回教室上课，这时法师匆匆忙忙从外边走进斋堂拿起一包馒头和一瓶辣椒酱放进罗汉袋里，又匆匆忙忙走出去。那时我有点傻头傻脑，便好奇地问厨师是怎么回事。厨师告诉我们原来法师为了省出每一分钱来办学，他每次外出时只带几个冷馒头和一瓶辣椒酱作主餐。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一九九二年法师被调到中国佛学院任副院长之前。
冬天到了，我再一次体会到了九华山冬天的可怕。九华山是没有取暖设备的，在北方土生土长的我竟然从来没见过那么厚的积雪。那种冷完全和北方的冬天不一样，刺骨而阴湿，法师仅有的一双手套早已送给了一个生冻疮的小同学了，而他自己的双手却冻得象瘀青的萝卜。尤其是食指上那条冻裂的大口子，只要稍一用力便血流不止。但他仍然用那只冻伤的手写板书、批改作业，早晚上殿时仍然恭恭敬敬地合掌伫立……
数年以后，法师已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佛学院副院长、闽南和湖南佛学院院长等职。我和法师见面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偶尔遇到他时，他总是感叹浮名累人，总是告诉我“高处不胜寒”。我发现这时他的名片上只印着简简单单的“沙门圣辉”几个字。
国内和海外佛教界现前对他寄予厚望的人很多，但每当人们提到他时，首先出现在我脑海中的却总是他那只冻裂的、紧握粉笔的手……
正是这只手，引导着我在学佛及学做人的道路上永远充满信心、充满希望地不断迈进。

四、仁德大和尚
佛学院毕业后不久，我便被安排到仁德大和尚身边作秘书。
仁德大和尚是一位十分和蔼可亲的老人，看到了他，也就体会到小说戏剧中所描写的“仙风道骨”四个字的真正意思了。
大和尚个头颇高，也很清瘦，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时时被掩遮在长长垂下的罗汉眉后，再加上高高凸出的脑门儿，就更增加他老人家不同凡响的“仙气”。
大和尚本身的故事很多，但我最喜欢听的却是“豆芽菜”的故事。
那是大和尚还没作“大和尚”之前，其实是他的童年时期。大和尚小时候体弱多病，几乎和一根绿豆芽一样，在家里时总是一副病恹恹的样子，并且动不动就咳，一咳就喘不过气来。但有一次妈妈带他去寺院进香时，他却容光焕发，显现了从未有过的兴奋和激情，往日的病态也一扫而光。
妈妈觉得很奇怪，但当她带大和尚回家后他又恢复了病状。以后只要每次带他去寺院他便什么病也没有，一回家又旧病复发。就这样往往返返，最后家里人不得不让他去剃度作了和尚。
那时大和尚才八岁……
在大和尚身边的日子里，我真正看到了什么叫平等的慈悲心，我也体会到了怎样才算是宠辱不惊的气度。
每天，从世界各地以及中国各省市前来九华山的人摩肩接踵，拜会大和尚的也络绎不绝。大和尚很多时候是外出的，在山上时除了要处理全山近百座大小院的事务外，还得参加会议、解决纠纷、接待客人……
记得有一天，一对东北老夫妇前来朝山，他们迫切想见大和尚一面。但数次都被侍者拦在外面。侍者考虑到大和尚近来每晚很晚才休息，每天早晨四点钟又起来参加早课，早餐后便一直在处理寺务，接待客人，一直忙到中午

。那天中餐后，好不容易有了一点空闲时间，大家想让大和尚稍微休息一下，但那对老夫妇就在这时出现。
老夫妇非常不讲理，他们振振有辞地说下午就要离开九华，一定要在这时候见大和尚，口气坚决似乎没得商量。侍者看看他们没什么文化，又有些无理取闹的样子，就怎么也不让他们进去。
这时，大和尚听到外边的嘈闹声就走出来看个究竟，问明原由后，他忙请老夫妇进屋并让侍者沏茶，然后花了整整两三个小时倾听老夫妇絮絮叨叨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
事后大和尚还特意批评侍者不应该以高下心来对待一切人、事、物。说自己累一点不要紧，只要能满足他人的需求，尤其是正当的需求，自己做出这么一点小牺牲又算得了什么呢？
这样的小事，在大和尚的生活中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着。大和尚每天所见的客人来自各个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工作岗位，士农工商几乎无所不包，但不管对待任何人，大和尚的态度总是那样的和蔼可亲，迎送任何客人时总是他那特有的不紧不慢的步伐。
大和尚在威仪方面的要求非常严格。他经常教导我坐要有坐相，站要有站相，走路、吃饭、穿衣、睡觉都要保持警觉，时时提起观照功夫，不要因为没有人看见就可以放纵自己。
我就是因为晚上在房间走动时没有绑裤腿而被他训过好多次。
大和尚对我特别关爱。尤其是我陪同他外出时，本来是我应照顾他的，但很多时候却恰恰相反，我反而成了受照顾的对象。
记得很多次外出时，等晚上我一觉睡醒，发现大和尚已在床上打坐，而看看表一般都是凌晨三、四点钟。有时大和尚发现我也醒了便会扭头说：“明天还有很多事情要应付，年轻人多睡一会也没关系”。那时，我心里总是很感动很感动，甚至觉得回到小时候睡在爷爷身边，缠着爷爷讲故事的情景。
大和尚今年七十五岁了，但他却更忙了。他现在不仅仅要处理大大小小的事务，更将全部身家性命押在了筹建地藏菩萨九十九米铜像上。
这几年他出外的次数也更加频繁了，但十有八九都是为铜像。
这两三年我不在他身边，但每次打电话时他总是忧心忡忡地告诉我现在筹款有多困难。本来按照有关规定，地藏菩萨铜像九十九米的高度是不可能被批准的。但大和尚一次又一次地去北京，国家宗教局和建设部的官员硬是被大和尚为佛教舍身奉献的精神所感动。最后，两个部门竟然都批准了那份被认为是无希望批准的报告！
大和尚说他现在吃饭在想铜像、睡觉在想铜像、走路也在想铜像、口口声声都不离铜像……。听到这些，我的眼泪就差点流了下来——他这样拼死拼活地干，到底是为了谁啊？……

五、李木源居士
我在九华山生活了五年。
第六年，在李木源居士的极力成就下，我来到了新加坡学习。
新加坡是一个美丽而干净的岛国。它的美丽不仅是它外在的岛国风情和如诗如画的生活环境，更是它内在的民俗民风和崇德兴仁的社会风气。
在新加坡生活已有三年了，这个国家给了我数不完的惊讶。除了大家所熟知的勤政廉政的“保姆政府”、三大语系具足的佛教模式、九大宗教和睦相处的多元社会、虔诚得近乎惟师命是从的信众外，还有搞得轰轰烈烈的敬祖祭祖活动——这种缅怀先贤遗风遗德的活动在它的发源地已几乎绝迹了，但在这方土地上，我们举目便能看到张王李赵各种姓氏的祠堂宗庙。
很难相信，这些现象竟然发生在一个完全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里。
我所住宿的居士林是新加坡一间经营得最成功的佛教团体。虽然它的占地面积有限，但它却拥有新加坡诸多宗教及慈善团体中阵容最强大的会员（居士林林友）。居士林创立至今也不过区区六十余年，但由于先贤前辈们的真诚付出及李木源居士的全力推动，使它成为当今世界上难得一见的居士学佛团体。
李木源居士在居士林做义工已有三十多年了，近年来，他更是完全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和家庭，一心一意将全部精力投注到居士林的发展上。
李居士承认他是一个不称职的父亲，因为他从来没有过问过女儿的功课，他甚至连大女儿属什么生肖，小女儿上几年级都不知道，更不用说她们的生日了。
去年大年初一，当大家都沉浸在节日的欢欣当中时，他却忙忙碌碌为一个不曾相识的人处理后事。并且，他处理后事从净身、化妆、瞻仰、助念、直至送殡，“一条龙服务”，一个人全包了，但却分文不取。有些丧家感激涕零，再三要求要有所表示时，李居士总是劝他们到居士林作慈善：或印经、或赠药、或施棺、或助学金、或度岁金、或老人院……。也正是这样，无以计数的男女老少在他的引导下进入佛门，走向服务社会、服务大众的全新旅途。
李居士是一个办事效率很高的人。
在处理具体事务时，他大刀阔斧，铁面无私，从来不会偏袒一方。只要有人违犯了规章制度，不管这个人是谁，不管他在团体中多么重要，也不管他有多硬的后台或多密的关系网，他完全依规定果断处理，从来没有手软过。他常常说：“一个团体宁可无人，但决不可无法无天”。
但大凡了解李居士的人，都却发现他也是一个非常心软，也非常有人情味的人。同情弱者是他最明显的性格之一。
居士林每天有很多老阿妈前来发心在厨房作义工，这些老人家文化程度不高，几乎没有读过什么书，有些老人的家境也很清贫。在家里呆着无聊，来居士林帮助和念佛便成了她们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李居士在居士林做了三十多年的义工，可以说是这些老人家看着长大也看着走向中年的。这些老人家看到李居士比看到自己的亲生孩子还高兴，因为只有他才有耐心聆听她们的心事和苦衷，也只有他才真正从心底给予她们应有的尊敬和尊严。
在李居士的眼里，他们完全和自己的父母一样。
去年夏天，李居士发现有位老人有两三天没有来居士林了，于是他焦急地询问其他老人，但其他老人也不知情。经过数次周折，李居士才找到那位老人的电话号码，她的儿子告诉李居士，原来他妈妈病重住进了医院。李居士听后放下手头的工作，带了礼品，忙驾车前去看望她。
当老人在医院看到李居士时，竟然孩子般地哭了起来，她说她自己的孩子送他来医院后便再也没有出现过，没想到……
这样的事情在李居士身上究竟发生过多少次，可能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了。居士林很多老林友甚至已写好了遗书，经过律师公正，将自己的后事完全委托给李居士处理。而老人们自己的积蓄，除买棺材外，也大多根据老人们的意愿作了弘法或慈善工作。
李居士也是一个“中国迷”。
虽然他每次去中国回来都欠得满身是债，但他仍然乐此不疲，每年总要带团来中国好几趟。
在中国，从华南、华东到华西、华北，以及中原大地上，很多寺院的如期恢复、佛学院的正常运转、学校的不断扩展、医院的顺利开办等等，可多亏了李木源居士的鼎力支持和悉心奔走，每次到中国只要有人开口说经费有困难，只要是为佛教发展，为正法久住，或为教育和医疗等社会福利事业，他便从来没有拒绝过别人。他经常开玩笑说自己前世肯定欠中国、欠寺院的太多，所以此生便一直债台高筑——普陀山的债刚还完，紧接着便又欠了定慧寺的，定慧寺的还没还清呢，这不，又欠了九华山和五台山的……
一九九五年，李木源居士邀请净空法师莅新宣讲《金刚般若研习报告》。讲经圆满后，在中国佛教协会的支持下遂创办“弘法人才培训班”，在以后的几年里，一连举办了四期培训班。
一九九八年，李木源居士正式祈请净空老法师启讲《华严经》，并在净空老法师的慈悲应允下开办“华严班”。
一九九九年，“佛陀教育学院”开始向新加坡教育部申请注册。
二千年，……
“一饮一啄，无非前定”，李居士的命里已经注定了他这辈子有忙不完的事——众生的事。

六、净空老法师
在新加坡的第二年，我正好碰到第二期“弘法人才培训班”开课。培训班导师是净空老法师。
因缘殊盛难求，我不假思索就报了名。
对于净空老法师我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他老人家那摄受力极强的声音，我在佛学院听《地藏经》和《六祖坛经》磁带时，就被他那渊博的学识和无碍的辩才深深地吸引住了。并且，在当时我还在心里给他老人家画了相：高高的个头，清瘦的面颊，百分之九十九戴一副黑边的深度近视眼镜，一脸的严肃……（那时，我心里有学问人的肖像是这样的。）但是惭愧的很，我直到九六年八月才见到老法师。
老法师与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他老人家根本没有戴眼镜，面相也是“满月型”而不“清瘦型”。在他的脸上也完全看不出“严肃”两个字，反而是一脸和蔼，一脸慈祥，还有说不出的喜悦。
在培训班的三个月，是我此生在修学上的收获最大的三个月。
那时，老法师每天至少有八个小时和我们在一起，或讲经、或授课、或听学生习讲、或耐心指导讲经的技巧，并且坐在那里腰板挺得笔直。
我们这些小青年们在那段时间都累得直不起腰，每次见面只有苦笑，加之要上台讲大座，有人便有“此命休矣”之感。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但每次不管在何时何地看到老法师时，他却总是神采奕奕，脸上也挂着他那特有的、永不褪色的微笑。
那时，我们可真是服了他，他的工作量可比我们要多好几倍啊！可他老人家的精神却是我们这帮年轻人怎么也比不上的。
现在老法师经常在新加坡、香港讲经，间或也去澳洲。但不管人走到哪里，网络电脑便带到那里，所以总是前脚下飞机，后脚便上讲台讲经。华严班学生的课程也就通过网络转播从来没有中断过。
已步入古稀之年的老法师，在这个常人或尽享天伦或坐以待旦的年岁里，他却将无量众生的生死大业一肩挑，处处身先士卒，以身作则。
去年年底，老法师得重感冒已有数日，随侍弟子及护法同修数次劝他休息几日。可老法师一句话也不说，在讲经之前甚至比平时提早搭好衣，准备好经本，正襟危坐，等候侍者到来。
那几日是新加坡四众弟子永远难以忘怀的时光，早餐开示半小时，晚间大座两小时老法师一次也没有耽搁。尤其在晚间大座时间，听众们所看到的是老法师浮肿的双眼和不断掩面剧烈咳嗽的病相，但一等咳嗽稍停，便又立刻谈笑风生地进入正题。
那几个晚上很多法师流泪了，很多居士也流泪了，一千多人的讲堂内鸦雀无声。那实在是一种颇为悲壮的场面。从那以后，跟随老法师修学的年轻法师们即使身体不适，也很少轻易请假。
老法师自讲经弘法以来，足迹已遍及亚洲、澳洲及北美各地。四十余年来，老法师以讲经说法为唯一正业，横说竖说无间断说，教化劝导无以数记的东西方有缘众生，使他们以积极正确的态度面对人生，超越瓶颈，满怀信心、满怀希望地迎接新的生活。
这四十年来，在弘法生涯中老法师自也走过了一段鲜为人知的不平凡历程。那是一种孤寂和艰辛的历程，是一种一时不能被人们理解和支持的历程；当然，那也是一段磨炼身心，看破放下，得大自在的历程。
我们现在只看到老法师不管走到何处，总是被鲜花和掌声包围，总是有那么多的拥护者和追随者，总是在人们热烈渴求和极度崇敬的目光中走向法座。但我们又有谁想过老法师那轻松微笑背后所饱含的沉重：那是一种全心全意为众生着想的沉重，是一种鞠躬尽瘁代佛宣化、让正法永住世间的沉重，那也是一种念念不忘众生苦、念念帮助有缘出离轮回的沉重。
老法师悲天悯人的胸襟和“明月清风焉能比其朗润”的情操造就了他处处随缘、处处报恩、处处为公、处处利众的思想。在这种思想观念下的一举一动，便无不体现出无尽的悲心和无私无我的坦然胸襟。
和老法师相处已有年余，老法师简单的生活，朴素的衣着，真诚待人的性格，平等处事的风范都使我感动不已。
今年前半年我曾陪同老法师去北京和香港，在香港回到新加坡后，他让随行的悟泓法师去算我们一行的机票费用。当时我有点纳闷，心里想：人都已经回来了，还算机票价钱干什么？等悟泓法算好后，老法师叮嘱他马上将机票费用如数交给净宗学会总务李文发居士。
那时，我才明白过来，原来老法师每个月去香港弘法，每次去澳洲开示，自己以及随行人员的机票竟然都是他老人家掏腰包的……
为了净土法门在世界各地广为传布，为了法音在香江上空永远飘荡，老法师的一番苦心啊，又有几个人能懂得呢？

七、爷爷
爷爷今年快八十岁了。
在爷爷近八十年岁月中，其中有二十多年是蹲在监狱里度过的。
前二十年，爷爷是“特务”。后几年，碰上了“文革”，于是爷爷又变成“现行反革命”了。
爷爷曾有过十分辉煌的青年岁月。他曾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央警官学校”，随后又以第一名的毕业成绩被分配到当时国民党的“内政部”工作。
但那时，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政权已经到了苟延残喘，一天不如一天的地步。在“内政部”工作不久（当时设在南京），爷爷便被调到上海“警备司令部”任职。结果是“司令部”的椅子还没坐热，大江南北就先后被解放军解放了。
大家都自由了，爷爷却被投入大牢。
那年爷爷才二十九岁，被判的罪名是“特务”——国民党逃离上海时留下来作卧底的。
有口难辩。
因为，爷爷所有的档案都莫名奇妙地失踪了。于是，明明是“中央警察学校”“正科”第十八期毕业的爷爷，便被一口咬定是“特科”毕业。
就这样，爷爷开始了他的监狱生涯。
二十年后的一九七一年，爷爷出狱时，正好又碰上“文革”搞得最轰轰烈烈的时候。
于是，爷爷再一次被打入“人间地狱”。
经历了无数次的批斗，后来连两根肋骨也在批斗大会上被人打断了。但不可思议的是爷爷命大——他竟然活了下来。并且，爷爷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始终未变，对未来所抱有的期望值始终未变，坚持正义和公道的信心也始终未变。
就这样，熬到了一九七九年，大难不死的爷爷终于看到了生命的曙光……
走过了生活的高峰和谷底，经历了生命的灿烂和阴霾。虽然，爷爷的身体被折磨得不象样了，但爷爷的精神和毅力却变得更加坚不可摧。在这段时间，爷爷一门心思放在研究《周易》和一些古代中医名著上。不久，这些东西竟然也被他搞通了七七八八。
在家乡，爷爷是属于传奇式人物的，爷爷的故事也成为几个特定时代的见证。现在，每当人们看到爷爷时，他们崇敬的目光中总是闪烁着惊讶——老人家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怎么越活越开心？越活越硬朗了？
其实这与爷爷偶然认识并皈依佛教不无关系。
说到皈依，我便自然想起了爷爷的父亲，我的曾祖父。爷爷的父亲在家乡是出了名的“善人”，他老人家体恤贫苦，周济一方，并且吃斋念佛整整一生。他走时家产已被布施得十有八九了，留给爷爷的只有几十筐的古书。自然，爷爷从这些书中汲取了不少的养分，可惜的是在三年自然灾害中，为了救大家的命，这些“宝”全部被奶奶背出去换窝窝头吃了。
在这条家庭血缘线上看下来，加上个人的“丰富”阅历，也就不奇怪在多次灾难中没有被斗倒的爷爷，为什么最终会跪倒在释迦世尊的面前。
爷爷学佛，在理论上搞得透彻，在实践上也做得踏实。经典上允许做的他便做，经典上不许做的他决不触犯。每日除了早晚课诵、念佛回向外，还千方百计地去帮助别人；只要使别人欢喜，他也乐于牺牲自己。
在近些年来，爷爷最大的乐趣除了念佛诵经外，便是向我传授他做人和修学的心得。这些年我一直在外，每次和爷爷通电话时，首先听到的便是他爽朗的笑声，然后便是叮嘱我要尊敬师长，团结同学，一心一意为大众服务，不要牵挂着家中老人。
每到此时我似乎觉得时光倒流，我又回到了童年，回到了骑在爷爷脖子上撒野的时光……
爷爷本身就是一本书，是要我花一生时间去读、去体会的好书。生命中闪光的记忆太多太多，生命中感恩的时刻也太多太多。在每一个匆匆流过的刹那，在每一个朝阳初升的早晨，在每一餐前恭敬的合掌，在每一个面前掠过的影子中……，我们都不难体会出：我们身边的善知识们每时每刻都在伴着我们成长，伴着我们呼吸，伴着我们用每一念的真诚去拥抱这个充满感恩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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