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世班禅与民国时期汉藏文化交流
发布时间：2023-09-17 02:21:39作者：地藏经全文网民国初年，内地佛教初始复兴，在各种新思潮的冲击以及与基督教的比争下，不同佛教组织、佛学团体对佛学研究、组织目标、修行和经典等方面的价值取向与社会定位产生分歧，一度出现派别之争甚至内部的分化和对立。如何整顿和发展佛教界存有的不同途径选择和文化走向，太虚法师认为修习密宗是纯化复兴佛教的重要内容，“没有密宗的佛教是残缺不全的”①（注：［美］霍姆斯·维慈著，王雷泉、包胜勇、林倩译：《中国佛教的复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66页。）。以显荫法师为代表的留学日本修习东密归来的僧人开始转向藏密研究，他们为引介和研究藏密做出了较多努力，在教理、修行上对内地佛教产生了重要影响。1923年11月，九世班禅土丹·曲吉尼玛（以下简称班禅大师）因与十三世达赖喇嘛失和出走内地，晋谒段祺瑞阐明其任务和目的——促进边疆地区的稳定、融通汉藏民族关系、建立宗教间对话。大师在江苏、浙江、上海、南京、内蒙、青海等地进行弘法、讲经、宣化，成为民国时期行走在汉藏之间的第一人，他在内地的活动促进了汉藏民族间的理解和认同，推进了佛教界乃至汉藏文化间的交流与对话，在民族国家的观念上促进了文化与政治的联袂与互进。
现有的涉及班禅大师在内地活动的研究专著、传记、论文较多地关注和阐述班禅大师的政治表达和作为，或者在论及汉藏关系时谈及班禅大师宣化、讲经等文化交流的点滴，而以班禅大师在内地的文化交流活动为主题的论文尚鲜可见。本文拟以班禅大师在内地的文化交流活动为线索，分析认识班禅大师为促进汉藏文化交融而奔走的积极行动，再现大师在解读政策和适应政治关系基础上推进的文化之间的对话，探讨大师如何在文化与政治之间建立起推进汉藏关系发展的平台。
一、与内地佛教组织共同切磋复兴佛教
内地佛教界在涤除丛林制度弊病、适应现代佛教改进运动中建立起刻经处、僧教育会、僧学堂、佛学研究会、佛教协进会等佛教组织，保护、宣传和研究佛教。班禅大师初至内地受到内地佛学研究团体和佛教组织的欢迎，逐渐了解了内地佛教组织研究藏密的主要方法和途径并予以肯定，还向学僧介绍藏传佛教的研修方式、学密持戒的方法和意义。1925年2月，班禅大师驻锡瀛台，25日，北京佛教藏文学院院长大勇法师率全体师生30人前往瀛台觐见。班禅大师褒扬北京佛教藏文学院学习藏文探研佛法的举措，“诸位为佛法而学习藏文，语此极佳之事，近佛法将大兴，惟各勉之而已”①（注：恒演：《佛教藏文学院全体觐见般（班）禅记》［J］，《海潮音》第6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325页。）。谈及修行佛法显密经咒之事，班禅大师详细阐释先显后密的修行次第和藏密“十善”戒律，一一作答学僧有关金刚顶大教王、大日、妙法莲华三经、唯识三十颂等的疑问。
至言佛法大概分经咒（按，即显密之谓耳）二种，必先明经教大意，深识因果道理而后可学咒。入道要门尤重戒律。……复次，佛教中有三法要，谓戒、定、慧，广则有八万四千经论具在，可习而知之也，又有三谓闻思修。凡读佛经须善自参悟，开可得其奥义。……再者，发心学法最须认定一可信赖之喇嘛。②（注：同上）
班禅大师从言、行、思、闻等层面阐明藏密修习、经典研修和戒律规范，对于北京佛教藏文学院的全体学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使之在藏文学习和经典研读方面得以深入明示。当时正值东密译经在内地开始刊行（如上海频伽精舍翻印日本弘教书院之小本《大藏经》，商务印书馆影印日本之《续藏经》③（注：蒋维乔：《中国佛教史》［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年，第350页。）等）及日本僧人在华从事佛教活动的初始阶段，班禅大师对藏密的系统阐释使学院师生更为准确地认识到藏密和东密的不同内涵、藏密与内地佛教之间的渊源关系，成为密宗在内地萌生时期解开藏密深刻宏义的锁钥，为藏密在内地兴起与弘传创造了经典基础和理论架构。
如何在多元文化、思想和宗教并存的情况下，促进社会各阶层得以认识佛教理论及教义核心，班禅大师在北京尚贤堂会见社会各界代表时从佛教与其他宗教向善共性的本质解释佛教的基本原理，消除由于历史积弊引起的对佛教的挤压和限制，在求同存异的理念下使佛教得到客观认识和理解。4月12日，中外各宗教界代表及各少数名流，在瀛台欢迎班禅大师。班禅大师宣讲佛旨，分析现世和来世之因果轮回律，劝向善止恶，期知行博爱，万教大同，万善同归，“人有所敬畏，庶可去恶向善矣”④（注：《各教代表参谒班禅》［J］，《海潮音》第6卷，第440页。）。在内地佛教受到基督教等冲击的情势下，班禅大师从佛教的“轮回说”、因果论、对人生社会问题的解释向中外宗教界人士宣讲佛教意旨，为内地佛教的复兴注入理论依据和现世阐释。随后，北京宗教界人士联合发起的全国各宗教信徒国民会议协成会选举班禅大师、王与楫等为执行委员。
1925年，班禅大师由北京前往浙江，途中驻锡上海时，中华佛教会会长清海⑤（注：清海（1865—1939），俗姓陈，江苏盐城人。在盐城西方庵剃度，1885年，在旬容宝华山隆昌律寺受具足戒，后至镇江金山江天寺、常州天宁禅寺参学研习教养。1891年，任清凉寺方丈，在寺内创办清凉佛学院和清凉小学，并在上海创办清凉中院和清凉分院，在连云港云台山重建镇海寺。1911年4月起，任中华佛教总会副会长，《佛教月刊 经理，后任中华佛教总会会长，并任西藏班禅活佛驻京代表，蒙古呼图克图活佛驻京代表等职。1938年，兼任无锡南禅寺住持。）谒见班禅大师。清海认为佛法堕落是由于近代教育缺失所致，表达了希望班禅大师弘扬佛法的愿望。
（班禅）南游各地，与诸当道接洽，皆以提倡佛化为第一义，其问答言谈，……极欲将西藏佛法流通中华，故回京后，拟呈请执政于江浙繁盛地点，设一华藏经教院，以期重振教旨，命其弟子罗桑倾批，拟就办事大纲，筹备一切，顷接洽活佛自五台来信，一俟返京，即派代表不日南下，筹备进行，将来办有就绪，尚须依次推行各省云，此为中华佛化前途最好消息。西藏文化事业，传说五明诸学极盛，而尤以佛学为中心，且有超过六朝唐之三概，适此机会，总可和盘输入，……顾彼东西两方面之情势和态度，不到十年内即可构通其两方面佛化而为一种中华佛化……⑥（注：《班禅对华佛教消息》［J］，《海潮音》第6卷，第468—469页。）
班禅大师引证西藏文化事业中大小五明的繁盛，以研读藏传佛教经典为修习首要任务，指出了内地佛教弘化的根本要旨在于佛学研究体系的重塑和完善。
1934年5月23日，班禅大师在上海邀请“吴铁城、王一亭、段祺瑞、许啸天、杜月笙、陈元白等，发起组织菩提学会。……大会公推九世班禅为正会长，印光法师为副会长，段祺瑞为理事长，王一亭、屈映光为副理事长。……该会聘请西藏的大德为导师，翻译藏文经典，传法灌顶”①（注：吴平：《藏传佛教在近代上海的流传与发展》［J］，《中国藏学》2002年第3期，第26页。）。菩提学会成为当时汉藏佛教界共同研究显密宗的平台，扩大了密宗在内地的传播与影响。
二、应邀亲临各地讲经弘法
在内地军阀混战的局面下，班禅大师多次参加以拯救民众、息战消灾为主题的法会，关注民众困厄、时局变化，强调宗教与和平之间的关系，以宗教消除战争实现和平的宗旨弘传佛教。1925年3月，“临时执政段祺瑞及许世英②（注：许世英（1873—1964），字静仁，号俊人，安徽至德人。1925年，任段祺瑞政府内阁总理。1928年，任国民政府赈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全国财政委员会主席。1947年，任行政政务委员兼蒙藏委员会委员长。）、汤芗铭③（注：汤芗铭（1885—1975），字铸新，湖北浠水人。1922年，任湖北省省长。1925年，受白普仁法师的启明入坛受灌皈依为居士。1940年，在北海公园永安寺成立佛教团体“菩提学会”。1946年，在汉口成立“佛教正信会”，兼任武昌佛学院董事长及上海菩提学会出版部主任。主要著作有回忆录《辛亥海军起义的前前后后》及《菩提戒二十颂》《三十唯识绎论》等佛教译经。）等，请太虚在中央公园社稷坛设护国般若法会，并请班禅祈祷息灾。”④（注：尘空：《民国佛教年纪》［A］，载张曼涛：《现代佛教学术丛刊（86）：民国佛教篇》［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第187页。）适逢大师主持译经，未能亲临法会，但心系普度众生的善念，在复函中对政府、民众重视和弘扬藏传佛教以维持祈福时局表叙感激之意，希望能够停止滋生患痈的内战。
“1931年7月，王九龄⑤（注：王九龄（1880—1951），字竹村，号梦菊，云龙县石门镇人。1925年，担任执政府教育总长。1926年，参与筹建上海藏文学院。）、朱庆澜⑥（注：朱庆澜（1874—1941），又名朱子桥，浙江绍兴人。1930年，参与创办“柏林教理院”。1933年，参与成立“中国保护动物会”。时任华北慈善团体联合会会长。）等发起请班禅在北平雍和宫建时轮金刚法会”⑦（注：尘空：《民国佛教年纪》，载张曼涛：《现代佛教学术丛刊（86）：民国佛教篇》，第205页。）。常惺⑧（注：常惺（1896—1939），俗姓朱，字常惺，法名寂祥，自署雉水沙门，江苏如皋人。1928年，从持松法师修学密法，受密教灌顶。1929年，于杭州昭庆寺主办僧师范讲习所。1930年，受聘为柏林教理院院长。1931年，接任江苏泰县光孝寺住持，创设光孝佛学研究社。1933年，出任厦门南普陀寺住持，并兼任闽南佛学院院长。1936年，任中国佛教会秘书长。）发表《时轮法会劝发起文》一文，请班禅大师弘法禳灾。班禅大师复函接受邀请并讨论共同弘传显密的意义，指出国家安危与人民苦乐源于政治良窳，而所有这一切归因于佛法的隆替，结合宗教善恶因果关系与现世社会中价值伦理之间的关系，以弘法为途径来劝导各割据势力放弃武力共享和平。
1932年7月，班禅大师在北京故宫太和殿启建时轮金刚法会以祈祷国泰民安，与会皈依者达10万余人。法会从10月21日开始，历时3日，包括政府要员在内参加法会的人员计数万人之多。
1932年12月，班禅大师来到南京。“首都各界廿四日晨九时在中大礼堂举行欢迎班禅、章嘉及蒙古王公大会。到班禅、章嘉、亲王卓里入图，暨各王公，中委克兴额⑨（注：克兴额（1889—1950），汉名包存智，字明远，哲里木盟科左前旗人。）等，及市党部委员雷震⑩（注：雷震（1897—1979），字儆寰，浙江长兴人。1932年，任中国国民党南京党代表大会主席团主席。）等，十机关代表，记者，约三千人。由雷震主席致词。略谓：总理主义，亦即佛教精神，望两大师与各王公本佛教救世救人之宏愿，以达先总理世界大同之目的。继由班禅答词。”⑾（注：《首都各界欢迎班禅章嘉两大师》［J］，《海潮音》第14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17页。）班禅大师的答词从宗教与民族、宗教与国家的角度阐发巩固五族共和的思想，藉以佛教来振导人心，与三民主义的救国之道相一致。“欲以宗教救国，盖宗教可以补政治之不及，在国家紊乱时，宗教有大力足以维系人心”⑿（注：同上。）。
1933年1月，“戴季陶等请班禅于宝华山主持药师法会，会众有发（十二）愿文（药师法会发十二愿文序）”⒀（注：释印顺：《太虚法师年谱》［Z］，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93页。）。1934年5月9日，在杭州灵隐寺时轮金刚法会开幕时，班禅大师宣讲《佛教与总理遗教的平等观》，指出佛教界人士应努力做的主要事情，“一日宗教，二日政治，此二者必须互相为助，并行不悖而后可”①（注：刘家驹：《班禅大师全集》［M］，第146页。张羽新、张双志：《民国藏事史料汇编》［Z］（18），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第237页。）。还谈及佛法主张的一切平等、摆脱苦难宗旨与三民主义国民平等之间的统一性。5月17日，在时轮法会闭幕时，班禅大师发表题为《发菩提心团结救国》的演讲，希望能够从普利众生出发，与不同宗教、不同派别保持精诚团结。同年5月，太虚法师抵至杭州，参加时轮金刚法会，从班禅大师灌顶，在研究密宗方面得到切身传授。太虚法师在自传中记述了其与班禅大师的接触交往以及由此对理解和认识密宗所产生的影响，班禅大师对太虚法师推进的佛教改进运动以及支持汉地僧人前往西藏求法、建立研究西藏佛教的机构等活动予以赞誉②（注：详见释印顺：《太虚法师年谱》，第200—201页。）。
班禅大师共在内地发起9次时轮金刚法会。③（注：1928年4月，班禅大师应东盟亲王杨桑巧之请发起第一次时轮金刚法会，其后在东盟札萨图阿布寺（1928年7月）、锡林郭勒盟贝子庙（1929年4月）、西乌珠穆沁王府（1930年8月）、绥远百灵庙（1932年3月）、北京太和殿（1932年10月）、杭州灵隐寺（1934年4月）、青海塔尔寺（1935年8月）、甘肃拉卜楞寺（1936年7月）发起时轮金刚法会。）通过该法会讲授佛法的善恶道理，传授身、语、意三密修持的理论和实践，结合佛教“来世说”、“轮回说”强调佛教的教化作用，以普利平等、亲授灌顶、广为结缘的心智传授密法，开启佛众对密法奥义的感悟和认知。历次法会与会信众地域阶层广泛，密宗逐渐在信众中形成初步的概念，为内地密宗的研究和修持提供了新的方法和途径。
1934年3月19日，班禅大师“应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之请，前往出席总理纪念周，并讲演‘西藏政教之始末’。”④（注：《班禅大师讲西藏政教之始末》［J］，《海潮音》第15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560页。）内容共有13个部分。在“崇信佛教”部分，班禅大师表述了对国内政教政策的理解，并比照西藏宗教的发展与国民政府宣传之思想相吻合之处；在追溯西藏宗教历史、汉藏关系发展及分析宗教与时局之间的关系时，阐释了藏传佛教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宗教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传承。班禅大师成为近代以来第一个在内地系统讲述西藏地方政治和宗教发展历程的西藏政教领袖，给内地学僧认识和了解西藏地方历史发展及其宗教演变、西藏地方政治与宗教之间关系指点迷津，为反思内地佛教的发展渠道及其与政治关系的适应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和线索。
1934年6月13日，班禅大师在上海各界民众欢迎大会上演讲《蒙藏为中国重要国防》，讲授从学习语言和文字理解佛经到因果善恶取舍的道理，拟回藏以后，“主张拟用主义开导官民，佛法宣化僧俗，绝不愿用武力征服，同室操戈”⑤（注：刘家驹：《班禅大师全集》，第153页。张羽新、张双志：《民国藏事史料汇编》（18），第239页。）。并提出通过双方人员交流增进佛学在内地的传播，促进对彼此文化、政治制度的理解和认识：“第一希望中央选派一批意志纯洁有志边事之士，前往西藏研究佛经，返回内地，弘扬佛法沟通政教；第二希望边疆青年多到内地求学，蒙藏王公土司及政治人员入京朝觐，能多在中央各机关服务，以资研究党政口术，增进民族感情。”⑥（注：同上。）
三、前往满蒙宣化慰藉边疆民众
1930年代的中国国难危殆，贯穿民族过去与现在核心的国族观念受到冲击，出现分化和反弹，群体效力和民族共存的基本价值观念也开始受到怀疑，因此把共同生存和民族团结作为国家御辱振兴的思想基线显得尤为重要。班禅大师在国民政府支持下前往内蒙和甘青地区弘法宣化，从文化实践导向入手，引导民众审视和反思自身文化的价值，强调文化的整体性和历史性，以集体认同的宗教文化联结民族的历史和现实，慰藉民众，构成以藏传佛教为纽带密切联系边疆和内地文化的系牵。
1931年7月8日，班禅大师“前往东蒙呼伦贝尔，驻于海拉尔都统衙门”，⑦（注：牙含章：《班禅额尔德尼传》［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51页。）讲经传法，受到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1932年7月18日，班禅大师抵达绥远乌兰察布盟西苏尼旗德王府百灵庙唪经，“僧俗等众，均来皈依。礼仪之隆。叹为希有。乃于蒙旗各地，传时轮金刚大为志求灌顶五次”⑧（注：释·妙舟：《蒙藏佛教史》［M］，南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3年
1933年3月21日、8月16日，行政院院长两次致电嘉慰班禅大师为促进蒙疆团结所做的弘扬佛法等活动。其时，班禅大师表陈在西蒙宣化情形：
历往绥省之乌盟大罕舌勒及朵热布图等旗，察省之锡盟左右两苏尼特、四阿巴噶、东西浩齐特、西乌珠穆沁旗及外蒙逃来之布惹特等处，按区宣化，沿途欢迎之民众，吃则茂野，饮则井涸，宣传之普及，尚堪告慰。他如达罕王、四子王、德亲王、任王、熊王、校王、宗王、索盟长、东乌珠沁王、阿巴噶等旗贝子、贝勒、土司列敬札萨克及阿香二贝子庙堪布汉阳燕都参都、宏空噶足达乃等大小二十余寺各堪布、呼图克图、班直迪，均得先后会晤。在诵经祈福之余，召集当地僧俗首领，剀切宣慰，详述中央德政及暴日阴谋，并切实指导自卫工作，抚循人心，激励民气。近又将班禅私有之数万牛、马、羊群、现金，分别慰劳各寺，饬诵靖国宏法大经，并邻（临）时编发藏文佛经，参以团结御侮、爱护党国之要旨。……经此次宣化之结果，得内蒙尚存之乌、伊、锡三盟愿联盟团结，共御外侮。③（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九世班禅内地活动及返藏受阻档案选编》，第66页。）
1934年8月10日班禅大师离开南京，于8月15日抵达包头，“行经乌、伊两盟，开示蒙众，昭资宣化”④（注：同上，第93页。）。途经伊盟杭锦旗，于11月7日抵达鄂托克旗新生庙从事宣化。后取道宁夏，奔赴阿拉善旗，于1935年2月5日在阿拉善旗设立宣化使公署。蒙藏委员会也曾多次致电慰问班禅大师宣化境况。
在边疆危亡的局势下，班禅大师前往满蒙宣化，与满蒙王公和民众接触，宗教文化成为班禅大师宣传中央边疆政治主张的介质，促进了藏传佛教的传播和交流，不同地域的不同民族在共同信仰中的联结超越政治管辖的概念，其文化魅力不断延伸拓展，对民族心理产生了积极影响。
四、培养专门人才沟通汉藏文化——筹建蒙藏学院
1934年4月，班禅大师的弟子罗桑倾批呈文教育部报批设立蒙藏学院，呈文分析西藏与国家历史关系演变、近代以来西藏的凋敝局面、治理上存在的偏颇、西藏资源开发之必要、屏藩固疆之地缘政治等内容，认为振兴文化实为治理西藏之首要⑤（注：详见季啸风、沈友益：《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Z］（中文部分），第93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26—427页。）。
此后，教育部批准学校在上海成立，拟定学院组建大纲，对建设旨要、目的、工作要点、组织形式、交流方式等作了具体规定：
甲，旨趣：一、构成探讨蒙藏问题之中心，二、养成为蒙藏服务之人才。乙，目的：一、开发蒙藏，二、保全蒙藏。丙，工作：一、搜集有关蒙藏之资料蔚成一大蒙藏图书博物馆，二、辑行传布蒙藏知识之期刊及专刊，三、传习蒙藏语言文字，四、指导与蒙藏交易或赴蒙藏旅行调查。丁，组织：一、设一干部主办全部工作，二、招致高中程度以上学生若干人，一方面专习蒙古语言文字或西藏语言文字，兼习英国语言文字，或俄国语言文字，一方面协助干部工作，采用昔时书院制度之精神方式。戊，经费：一、由关心蒙藏人士认筹经常费若干，二、请国民政府补助。己，进行：一、与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联络，二、与蒙藏重要人士联络，三、与蒙藏有交易往还之人士联络。①（注：季啸风、沈友益：《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中文部分），第93册，第427页。）
蒙藏学院的建立以沟通与融会汉藏文化为目的，注重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弘扬，强调民族文化自我发展的主体性地位及其在文化对话中的平等性原则。在政府资助和联络沟通的基础上，消除汉藏之间因文化上的差异和误读形成的隔阂和疏离，在共同的文化成分中扩大接触和交流的空间，建立起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间具有历史延续性的多元跨际联结。蒙藏学院分为训练班和专修班，其中培养藏文师资的训练班尤为重要，各寺院可以保送大学师范毕业生前往修习。法舫法师从佛教维系民族关系以及开发边疆的角度谈及蒙藏学院的贡献：
西藏蒙古之边陲民族，甘心归向吾汉族者，厥因唯在佛教。……蒙藏民族全部信仰佛教，大分为两类：一、在家众，……二、出家者，……出家众有教育人民管理文化——佛教文化——指导官民之一切社会政治等事业的义务。由此观之，国人所谓开发西北，除利用国力，辅助经济，指导技术外，欲改建西北，舍佛教外，又无其他文化事业可言。②（注：法舫：《蒙藏学院与菩提学会》［J］，《海潮音》第15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378—379页。）
一蒙藏学院的建立是藏传佛教文化在内地进行传播和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运作与中央政府的蒙藏管理和开发政策相一致，可以在客观认识佛教文化的同时反思内地佛教和藏传佛教之间的差异及其统一性，从而为汉藏文化乃至双方政治联系、经济交流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和实践经验。
五、结语
为加强汉藏文化交流，班禅大师作为藏传佛教的领袖人物同内地僧人一起启建法会、建立佛教组织，亲往内地弘扬密宗、灌顶授法，在内地佛教学院和佛教组织中设立密宗学院，专门研究密宗课程和内容，讲述佛教修持以及西藏宗教和历史发展，强调显密的修行次第，在渐次修习的潜进过程中通悟宗教文化和救世救国的道谛，推动和促进了藏密在内地的兴起及初传，掀起内地学习藏传佛教密宗的热潮。
首先，班禅大师在各地讲授密宗经典和教义，从汉藏佛教的渊源和佛教显密修习来阐释，并且强调佛教的文化功用及其对于现世的积极作用。加之不断阐述佛教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不仅明确了佛教在促进和平局势中的重要作用，而且回应了对佛教现世作用质疑的各种新思想。
其次，班禅大师在边疆和内地从事佛事活动，到各大寺院讲经布施，其活动足迹与弘法历程勾画出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的交流和对话，促使内地佛教界僧人在大师对于显密学教理论的详介中重新审视对藏传佛教的理解。
再次，从班禅大师弘法对民众意识和观念的影响来推证，大师弘法覆及不同的社会团体和阶层，在民众中产生的影响是政策垂直宣传难以替代的。“宗教是民族关系的一种重要中介力量”③（注：牟钟鉴：《宗教与民族》［M］（第一辑），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第49页。），在特殊历史时期，民族宗教作为观念接纳和感知的要素是维系文化交融和民众团结的意识基础，是凝聚边疆民众的重要精神寄托，是民族国家意识得以巩固的精神支持，班禅大师用行动回答了文化交流在民族关系中的重要作用。
班禅大师在内地的传法活动是汉藏文化交流的典型历史进程，作为民国时期汉藏关系发展中突出的历史联结和彼此的融识，汉藏佛教文化在彼此借鉴的过程中续写了文化交往和对话的历史，在促进彼此间内在感知和理性判断上具有媒介和桥梁的作用，进而在文化心理上建立起扩展交往的平台，缩减了由于暂时的历史隔膜和政治模糊而造成的文化交往上的距离。
［作者简介］王海燕，女，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博士后。（西安 710062）
原标题：班禅大师与民国时期汉藏文化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