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混血”寺庙的历史投影

武汉的古德寺，身为佛教寺庙，却有着哥特式教堂的尖顶；作为汉传大乘佛教丛林，建筑却处处皆是狮头、白象、孔雀等小乘佛教的教义符号；圆通宝殿顶上的佛塔排列，竟与道教北斗九星、七显二隐暗合……融东亚、东南亚甚至欧洲的建筑于一处，佛、道、基督三教的符号共存，这座深藏于小巷的寺庙为何如此“奇葩”？一段小小的寻访旅程，将我们带回到20 世纪20 年代的汉口，感知那个特殊时代的风云。

小街巷中的历史兴衰

在呈现“大武汉”历史辉煌的老照片中，可以看到一个奇怪的建筑，有着哥特式教堂的外形，装饰却弥漫着东南亚寺庙的气息，这就是古德寺，建于20 世纪20 年代，曾是武汉佛教“四大丛林”之首。古德寺给我的感觉有点诡异，就好像发现前面有一位穿着很异域的美女，正犹豫该用哪国语言上前搭讪，美女却猛然回头，用纯正的汉语说：“吃了吗？”

我随华中科技大学城市规划学院的万谦副教授走进一条仅能容自行车和行人通过的汉口老街巷，美食摊和人家厨房飘出的香味，小贩们抑扬顿挫的叫卖声，让小巷充满了市井的生气。行过百步，出现一个三岔巷，紧邻路口有一扇黑漆大门，门上的漆已经开始剥落，看来有些年岁了，椭圆形的门廊两边各立着两根高耸的尖塔，如同持矛的门卫，尖塔后面的墙壁上刻着几个竖写的楷体黑字：古德寺，黎元洪题。自古以来，竖写匾额都是皇家寺庙的专利，古德寺能获得这样的资格，彰显了它在民国时期的超然地位。

清光绪三年（1877年），一位法号隆常的游方僧人决定在汉口结庐修行，兴建起一座小庙，因为简陋，隆常将其命名为“古德茅蓬”，这就是古德寺的前身。虽是佛家道场，古德寺的兴衰却与政治有着密切关系。1911 年武昌起义爆发，古德茅蓬一带成为革命军和政府军激战的“阳夏保卫战”的战场，当时的主持昌宏法师率弟子参与了革命军的救援工作，将一千多具革命军遗体葬于圆通宝殿后面的菜园中，并收容了大量革命军遗孤。昌宏法师救援革命军，是出于慈悲之心还是出于政治投资，已无法考证，但这一举动就像隋末少林寺主持率十三棍僧救唐王一样，为古德茅蓬赢得了雄厚的政治资本，它因此受到民国政府的礼遇，从简陋的“茅蓬”上升为“共和首寺”。

1912 年4 月13 日，孙中山专程到此凭吊革命烈士，安抚遗孤。1914 年，时任“中华民国”副总统的黎元洪亲笔题书，“古德茅蓬”正式更名为“古德寺”。更名之后，古德寺在民国政府的支持下开始大兴土木，由只有几间茅蓬的小庙，发展为占地面积3 万多平方米、跻身武汉佛教四大丛林的名刹。自古以来，政治明星似乎都逃离不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命运，古德寺也不例外。因为“共和首寺”的身份，古德寺得以超常规发展，风水轮流转，民国退出历史舞台，这“皇马褂”变成了烫手山芋。“文革”期间，古德寺的绝大部分建筑遭到破坏，1974 年，武汉照相机厂建到了寺内，僧侣们做法的圆通宝殿成为工厂车间， 直到1986 年才重新恢复，但寺中收藏的史料已荡然无存，僧侣也一个不剩。

万谦教授说：“要解开古德寺的建筑密码，就得从它最初的布局着手。”古德寺的正门原开在小巷中的一处三岔路口，不像普通的寺庙是坐北朝南，似乎完全不考虑风水布局，而是为了出行方便。因这小巷不通汽车，正门现已关闭，要从位于车水马龙的工农兵路上的新大门进入。与老寺门的精致典雅不同，新大门是一扇简陋的铁门， 建在砖砌的围墙上，有两位比丘尼坐在门口收香火钱，每人五块，发几只香，有人径直而入，比丘尼也不阻拦。

新大门开在整个寺庙的一隅，进去后是广场般的一大片空地，中间摆着一只香炉，透过氤氲的烟气，可以看到一座欧洲中世纪古堡般的建筑——圆通宝殿。万谦教授先把我们带到角落处的一个车库前，说当年孙中山、黎元洪、周恩来、尼赫鲁等要员都是从这里进寺的。原来这就是先前我们看到的古德寺正门的背面，正门封闭已久，这里也充当了停车位。普通的汉传佛教庭院是以大门为中轴线进行建筑布局，而古德寺所有的建筑都分布在以山门为轴线的右侧，左边就是围墙。从山门进寺，要进入第一进楼宇天王殿，不是一路向前，而是直接右拐。

古德寺的天王殿是最普通的飞檐斗拱的汉式建筑风格，但第二重楼宇圆通宝殿突然就变成了拱门、尖顶的哥特风，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同处一寺，如同把纽约的唐人街和意大利街区搬到了一起，十分穿越。“这两重楼宇，代表了古德寺的两个时期。天王殿建于清末，是‘古德茅蓬’时期的产物，而圆通宝殿则是‘共和首寺’的风格体现。它们共处一地，可见当时古德寺当事者兼容并包的心态。”

从远处看圆通宝殿，最抓人眼球的是殿顶高耸的锥形宝塔，九座高塔分别立在殿顶的不同方位，如同九只蓄势待发的火箭，塔楼周围有或持斧、或持拂尘、或持金刚杵的神像，是佛教中的二十四诸天。中式建筑中从来没有这样的群塔出现，它们和印度南传佛教“帕那瓦群塔”的建造手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又和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建造教堂尖顶的手法有几分相似，在建筑边沿摆放大型人物雕塑，也是西方古典主义建筑常见的手法。如果从空中俯瞰，就更有意思了——九座塔的布局竟然与道教中北斗九星、七显二隐的方位一模一样。

圆通宝殿外墙上的装饰十分诡异：有立在枝头的孔雀展翅欲飞，有只露出头和鬓的狮王张嘴欲吼，左右还有表情凶悍的白象当护法……孔雀、狮子、白象，都是小乘佛教的符号，通常出现在缅甸、泰国等南传佛教的庙宇中，而古德寺却是汉传大乘佛教丛林。古德寺原是比丘道场，复寺后不知为何变成了比丘尼道场。我们参观圆通宝殿时， 有二三十位比丘尼鱼贯而入，诵经声从圆通宝殿莲花花瓣般的大门和圆形的花窗中飘出，整个寺庙顿时安静下来，游客们也情不自禁地放下手中的相机，双手合十。

大时代的小投影

为什么古德寺会融东亚、南亚、东南亚甚至欧洲的建筑于一体？且佛、道、基督三教的符号共存一处？我把问题抛给万谦教授，他却反问我：“你对‘人间佛教’了解多少？”我摇头表示闻所未闻。“那太虚大师呢？”我继续摇头

。“那星云法师呢？”我终于能略微点一下头。星云法师和古德寺的建造并没有关系，但他的佛法理念是来源于“人间佛教”，而古德寺的建筑正是“人间佛教”理念的体现。

20 世纪一、二十年代，是“大汉口”最光鲜的年代，也是“人间佛教”理念刚刚开始兴起的年代。1912 年，近代高僧太虚大师有感于佛教衰落，在南京创立中国佛教会，同年在镇江金山寺组织佛教协进会并担任主席，着手改革佛教。太虚大师提出了“人间佛教，走上社会”的观点，提出佛教应该与时俱进，应该为活人服务，与世俗社会紧密联系。为了完善“人间佛教”教义，太虚大师遍历美、英、德、法、荷兰、比利时等诸国，在宣扬佛法的同时，吸纳欧美各国的先进理念。

1918 年起，太虚法师多次到武汉宣传“人间佛教”，1923 年在武昌创立了武昌佛学院，武汉的名刹，如宝通寺、龙华寺、归元寺、圆照寺，都留下过太虚法师的足迹。这段时间，正值古德寺被确定为“共和首寺”，准备大兴土木。太虚法师是否曾经到过古德寺，与古德寺时任主持昌宏法师是否有过交集，因为没有相关的历史记载，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古德寺的修建深受“人间佛教”的影响。“人间佛教”的教义就是兼容并包、与时俱进，而“中国没有任何一所寺庙建筑能像古德寺一般，有这么大的包容性。”

万谦教授猜测，古德寺的设计，可能来源于当时汉口租界的欧美建筑设计所。当年，武汉是洋务运动的重镇，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汉口开埠，英、法、俄、德、日、比利时等国争相在汉口设立租界，无数基督教传教士开始在武汉传教，本土的佛教不仅面临自身的衰落，还要面对外来宗教的竞争，古德寺建筑上的兼容并包，可能也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一种实验。汉口开埠后，租界区也成为欧美建筑设计师的实验田，诸如景明洋行这样的建筑设计室，为汉口留下了一批精品建筑。20 世纪末，武汉的一栋老式大楼收到英国一家建筑事务所的电报，提醒说他们在百年前设计的这栋建筑已经超过了预计的使用寿命，发送这封电报的公司，其前身便是景明洋行。与当时传统的中国建筑相比，这些欧美建筑设计洋行的时髦作品可谓“奇葩”，若是古德寺出自他们之手，它成为汉传佛教庙宇中的“奇葩”也就不足为怪了。

建筑往往会成为时代的投影，古德寺诞生在一个“奇葩”的年代和一个正值繁荣时期的城市。汉口开埠后，迅速成为与上海并驾齐驱的国际都市，号称“东方芝加哥”，同时它也是欧亚万里茶路的起点，是欧洲人心目中的“东方茶港”，欧亚万里茶路是一条从武汉出发，由蒙古过中亚直抵莫斯科的商路，和现在的“一带一路”属于同一数量级。诞生于这样的时空交会点上，古德寺不仅是佛教改革的见证，也是洋务运动和欧美殖民者共同留下的爪痕，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城市以及处于初生期的民国兼容并包的气象的投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