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法尊法师自述

　　法尊俗姓温，河北深县人，一九○二年生。在俗时仅读小学三年，文化很低。一九一九年，因家境困难，到保定府学做皮鞋。因长时患病，学业无成，于一九二○年春末，厌世逃往五台山出家，投玉皇庙瑞普(法名觉祥)师座前落发，法名妙贵，字法尊，即在庙随众劳动。早晚学习念诵功课。

　　是年秋，大勇法师、玄义法师等略过本寺，遂请勇师讲开示，勇师即日略讲《八大人觉经》，次又讲《佛遗教经》，遂对听经发生兴趣。

　　一九二一年春节，广济茅蓬打念佛七，我去参加，七后即住在茅蓬参学。是夏听大勇法师讲《弥陀经》等，又听远参法师讲《梵网经》，对经论中的名相有了点粗浅的理解。

　　是年秋，太虚法师应北京佛教界邀请，在广济寺讲《法华经》，大勇法师要到北京听经。是年冬，法源寺道阶法师将传戒，我要到京受戒，遂跟随勇法师到北京，礼谒了太虚法师，听说准备武昌佛学院，予请入佛学院学习，蒙虚法师面许。是冬在法源寺受戒后，即随传戒诸师到南京宝华山隆昌律寺学习传戒法。

　　一九二二年夏，在宝华听讲《天台四教仪》兼阅《教观纲宗》等，对天台教义，略有所知。冬初，听说武昌学院开学，遂下宝华山前往武昌。在佛学院先学《俱舍颂》、《因明》、《佛教史》等一般论述。次年则听讲“三论”、《解深密经》、《文殊般若》及《成唯识论》等大乘空有两宗的要典，又听了《密宗纲要》等。对于大小显密得到了一个轮廓认识。

　　一九二三年冬，大勇法师由日本回国，在佛学院传授十八道，余亦预其法会，学了文殊修法。

　　一九二四年，勇师在北京筹办藏文学院，准备学习西藏所传的教法。是夏武昌佛学院毕业后，我即回北京参加藏文学院，进学藏文。

　　一九二五年，太虚法师在北京中山公园讲《仁王护国般若经》，又在藏文学院讲《摄大乘论》余均预法会。是年初夏，藏文学院全体出发进藏，路经武汉、宜昌、重庆，后到嘉定，登峨眉山避暑、打七。秋初下山，因无走山路经验，下山急跑，将到山脚时，两脚已寸步难行。抵达万行庄时，已日没很久，次早起床，足不能履地，在庄上休息数日，始返嘉定鸟尤寺。

　　在万行庄休息时，见室堆有大藏经，遂翻阅律藏数卷，到鸟尤寺后，遂借阅《根本说一切有部律藏》。同时为加紧学习藏文，手抄《四体合壁》一书中之藏汉名词(世俗语)四册，又抄日本出版的《四体合壁翻译名义集》中汉藏文名词(佛教语)四册，作为随时参考的资料。

　　是年冬，经雅安，越大相岭到康定，住安却寺，特请一位邱先生教藏文，前在北京藏文学院教藏文的充宝林先生，即康定充家锅庄人，是康定跑马山慈愿大师的弟子。旧历年底，充先生亦回康定。

　　一九二六年春，大勇法师，朗禅法师和我同上跑马山，亲近慈愿大师，先学藏文文法《三十颂》、《转相轮》、《异名论》、《一名多义论》、《字书》等关于藏文的初级书籍。次学宗喀巴大师讲的《比丘学处》、《菩萨戒品释》、《菩提道次第略论》等佛教正式典籍，为学习藏文佛学打下了一个较好的基础。

　　一九二七年春，大勇法师率领一部分同学支官差进藏，我和朗禅法师则搭商人拉噶仓骡帮进藏，抵达甘孜时，西藏政府来信阻止汉僧进藏(当时康藏有隔碍，疑心我们是政府派遣的，所以阻止)。我们因此就住在甘孜札噶寺学经了。

　　我在札噶寺依札噶诸古数年，初学《因明入门》等书，次学《现观庄严论》(参阅各家注疏)、《辨了义不了义论》，听受了札噶大师的著述和许多传记文类。我在这期间内，试译了宗喀巴大师的《缘起赞》并略加解释。摘译了《宗喀巴大师传》和《阿底峡尊者传》，俱在《海潮音》上发表。还译了几种小品教授，今已遗失。

　　一九三○年(记不准了)春，到昌都亲近东格什，适值传金刚鬘论法会，受该论中四十多懂法。夏季学了一点声明知识(可惜未学全)，秋后随安东格什进藏，冬季抵达拉萨。

　　一九三一年以后，依止安东格什，学了《菩提道次第广论》、《密宗道次第广论》、《密宗道建立》、《五次第论》、《入中论》等。又在此时，开始译《菩提道次第广论》，是时汉藏教理院已成立，太虚法师多次来信催促我回来教学，遂结束学业。

　　一九三三年冬初，离开拉萨，搭商帮，往印度，准备由海道回国。在印度期间朝礼菩提场、波罗奈斯、拘尸那等圣迹后，又往尼泊尔朝礼许多圣迹。

　　一九三四年春，到缅甸仰光，朝礼大金塔，住在初夏，乃乘轮经槟榔屿、新加坡、香港，六月间抵上海，到宁波育王、雪窦，谒见太虚法师，汇报数年来学法的经过。次回上海，到南京小住，安钦大师为南京诸信士传吉祥天女法，邀余代译语。次到北京，回俗家一望。是夏安钦大师为北京佛教界在密藏院传法，余为译语。仲秋乃经武汉，入川到重庆汉藏教理院，担任了教学工作兼管理院务。是时继续翻译《菩提道次第广论》，为同学讲授。又举《比丘学处》、《菩萨戒品释》等。

　　我原想迎请安东格什来内地宏法，以便学习一切所未学到的教理。但迎请大德必须有足够的经费，而筹此费用，亦非易事。是年年底会见了阿旺堪布，彼邀我到成都讲经，以便筹款。时有胡有章居士到汉藏教理院，亦极力劝我去成都讲经，为迎师筹款为宜也。

　　一九三五年夏，应阿旺堪布之邀，遂赴成都，先为阿旺堪布译语，讲颇章喀大师所造之《发愿文》。次讲宗喀巴大师的《缘起赞论》。筹集了迎请安东格什的路费。秋季，即再度进藏。冬季到拉萨，但因缘不具，不久安东格什圆寂，我数年划全成泡影。世法如是，无可奈何。

　　一九三六年，依止绛则法王学法，听讲《比丘戒》(德光论师的律经)、《俱舍论·随眠品》等，是年在拉萨翻译《辩了义不了义论》及《释》，《菩提道次第广论》及《密宗道略论》，在武昌出版。秋后仍饶印度由海路回国，请回《藏文大藏经》和宗喀巴师徒的著作等。

　　这年在西藏听了许多反动宣传，我对共产党的政策一无所知，怀有仇视心理。这在《我去过的西藏》一书中暴露的很明显。回汉藏教理院后，继续作翻译与教学工作。翻译了《现观庄严论》并加以略译。

　　一九三七年夏，到武汉，准备到北京参加安钦大师传法的法会。因“七七事变”未果。秋后请太虚法师一同入川，在汉藏教理院讲学。是时承太虚法师嘱，遂翻《密宗道次第广论》，后由北京菩提学会印行。

　　在抗日战争期间，除在汉院讲学外，还编写了《藏文文法》、《藏文读本》，翻译了《入中论善显密意疏》等。又受东本格什嘱托，将《大毗婆沙论》二百卷译成藏文。又为讲授西藏的佛教历史，编写了一部《西藏民族政教史》。也曾代国民政府教育部编写《藏文课本》八册，《常识课本》六册，并未出版。一九四八年暑假后，余将汉藏教理院事付托正果法师和开一法师等负责办理，遂到成都讲经，并加紧翻译《大毗婆沙论》。一九四九年夏译完，将译稿运往康定交格桑悦协保管，完成这件大事，不负东本格什之所托也。

　　一九四九年冬，四川解放后，我非常想家，因为多年来战火连绵，尤其我的家乡是日冠扫荡区，不知家中尚有人否，所以归心很切，急想回去看看。在旧历腊月初离开成都，经重庆、汉口、石家庄，一路很顺利，腊月底到家，幸老母尚健在，全家也粗安，不胜喜慰。在家住了月余，并探望了各处亲友。

　　一九五○年春，我来北京菩提学会参加了翻译组，替民委翻译文件。是冬，正果法师来京和我商议把汉藏教理院奉交西南文教处事，我完全赞同。遂将汉院交给政府，汉院的师生也由政府安排工作。汉藏教理院也就结束了。直到一九五四年间，翻译了《论人民民主专政》、《新民主主义论》、《社会发展史》等，又将却扎编的《藏文辞典》译成汉文。又译出《五次第论》和宁玛派的《七宝论》。

　　一九五五年，为佛教百科全书撰稿十余篇。辞去了民族出版社的工作。一九五六年秋，中国佛学院成立后，任佛学院副院长，兼讲授佛学课程，译了《四百论颂》、《入中论略解》、《俱舍颂略解》等。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中，佛学院解散后，我被打成黑帮，参加体力劳动。一九七二，解除黑帮名义，恢复自由。一九七三年后，患心脏病，养病至今。

　　法尊作于一九七九年八月六日

　　(原载《法音》1985年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