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课译经事业

　　佛教发源于印度，东传中国，大放异彩，主要得力于经典的汉译。

　　由于佛典的翻译流传，带动佛学的研究风潮，开创出中国八大宗派蓬勃发展的新风貌，并且丰富了中国文学创作的内涵，为中国留下珍贵的文化遗产。这也说明中国在哲学思想上，早已有了深厚的基础，才有发展的条件。

　　中国的译经事业起源于东汉，发展于六朝，大盛于隋唐年间。有关中国佛教的译经事业发展历程，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汉魏西晋时代－－译经的初创期

　　东汉明帝夜梦金人后，曾派蔡愔、秦景到西域取经，并迎请迦叶摩腾、竺法兰到洛阳，译出《四十二章经》等五部经，这是中国最早的佛经翻译。

　　初期经典的传译并非直接从印度而来，而是从大月氏、康居、安息等西域诸国间接引入。汉朝到晋代，约有六十余位译经师，最著名的有安世高、支娄迦谶、支谦、昙柯迦罗、康僧会及竺法护等人。当时翻译所根据的经典，大都是由西域当地的语言或文字写成，通称「胡本」或「胡语经典」。此一时期的译经多属个人翻译，并无固定人员共同参于译经，限于人力、财力，只能译出小经小品，缺乏系统；且来华的高僧皆在传教余暇译经，并未取得朝廷的护持，翻译工作亦无特定地点，文体不一，译名混淆，故称为译经的「初创期」。

　　这个时期佛经翻译的特色，主要有大小乘两大系统：一是以安世高为代表的小乘禅学派；一是以支娄迦谶为代表的大乘般若学。因此，早期传入中国的佛经，可以说是大小乘同时并行。

　　二、东晋南北朝时代－－译经的进展期

　　从东晋到南北朝之间，译经初期多为私人小规模的组织，后来逐渐受到国家重视，开始出现较大规模的译经组织，使译经事业更加蓬勃。译经师大都来自印度，精通梵文，兼解汉文，主要代表人物有鸠摩罗什、佛陀耶舍、竺佛念、昙无谶、求那跋陀罗、真谛、佛驮跋陀罗、僧伽提婆、法显等人。译出的经典主要有大小乘经论、大小乘禅经、密教经、律典等，内容广泛，涉及印度佛教各个流派，特别是当时在印度盛行的大乘空、有两大学说，直接促进当时佛学思潮的发展。此期译经的特点是传译较完备，译经师有系统的介绍佛经，分判不同宗论著作，确立翻译文体，翻译作品不求华美，力求切合原意，这是汉译佛经的进展期。

　　三、唐朝时代－－译经的全盛期

　　前两期的译经活动虽有中国人参于，然总体上均以印度、西域高僧为主译。本期译经师则以中国高僧主持译事，典型代表是玄奘、义净，他们不但精通华文、梵文，佛学造诣更是博大精深，且以朝廷力量设置组织完备的译场，进行大规模的译经事业。特别在唐太宗时期，为玄奘大师开设译经院，译经者达三千人之盛，这是中国译经的颠峰期，同时也是佛教的全盛期。其它，尚有般若三藏、菩提流志、实叉难陀等人，也都为译经事业缔造了佳绩。此外，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翻译了大量的密宗典藉，也是这个时期的特色。

　　唐德宗后，译经事业停歇，又遭受唐武宗、周世宗的破坏，佛教一息仅存，直到北宋时期，朝廷采取保护佛教的政策，极力提倡中印双方文化交流，此后从中国到印度求法者很多，印度、西域来华的僧侣也不少。尤其，宋太祖、太宗诏立译经传法院于河南开封(国都)，延请施护、法天、天息灾等人译经。这一时期译经事业更盛，且臻于完美。宋、元之后，译经事业便告终止。明、清两代，则仅有由日文、藏文、巴利文翻译为汉文的零星作品。

　　佛教经典的翻译，对于佛法的传播贡献至钜，这些译出的经典，经过各代的汇整、刊刻，逐步成为大藏经，流通至今，这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件伟大的事业。加以东晋道安与南朝梁代僧佑大师先后编制了经典目录，对佛典的整理，佛教文化的保持，更是具有开拓性的重大贡献，对于后世佛法的弘传，影响十分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