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在唐产生之前，“禅”作为一种修行方法就已于东汉传入中国，最早可追溯至安世高的小乘禅数之学，具体表现为以数息观为主的“禅定”之法。

什么是禅定？“禅”意为“思维修”，即心注一意的静虑；“定”意为心专一境而不散乱。“禅定”合称，意为安静而止息的杂虑，是大乘佛教修行的六度之一。

在安世高的禅数之学中，“禅”主要指“定”，而“数”则指佛教的基本理论，如四谛、五蕴、八正道、十二因缘等。安士高通过讲授《安般守意经》和《十二门经》向人们传播安般禅法，其主要内容是“四禅六事”。

这些思想通过对小乘佛经的译介，在中国皇族和士夫阶层传播开来，成为了我国早期重要的佛学典籍。

其后，三国僧人康僧会在继承安般禅的基础上，将教义中的“菩萨行”与儒家仁政学说相结合，开启了印度佛教向中国化转变的第一步。

而东晋高僧道安在译介安世高的禅数之学时，重点突出了禅定中的“智慧”倾向，提出学佛要“以慧探本，知从痴爱”，视“痴”“爱”是人所以“生”的根本，认为把握了这三者，就懂得了十二因缘的全部道理，这使得重视“禅智”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倾向

随后，僧叡也突显了佛经中“无禅不智，无智不禅”的理念。不过，在东晋十六国门阀混战的历史时期，佛教高僧想要得到统治者的信任和推崇，多少都必须显示出一些神通能力，典型者如康僧会、佛图澄。

于是早期的“禅智”又带有了鲜明的“神通”色彩。如《关中出禅经序》中所言：“心无形故力无上，神通变化，八不思议，心之力也。”

由此“禅定”也更多地成为了让人达到神通的心力训练手段。

顺着早期“禅智”的理论轨道，慧远进一步将中国老庄之学融入对般若教义的讲解之中，形成了中国最初的格义派佛教，这大大促进了般若学在魏晋士夫阶层的传播速度和范围。

然而，在慧远以老庄玄学格义之法传播佛经的过程中，却也潜伏着将佛教思想玄学化的危险。

针对于此，僧肇在继承龙树菩萨中观思想的基础上，以《不真空论》突破了玄学有无二论的藩篱，让佛教开始呈现出自身的思想特质。这种不落两边的中观破执思想，成为了中国禅宗最典型的思维方式。

集中反映中观思想的经典还有《金刚经》和《维摩诘经》等。尤其是《维摩诘经》，对中国士夫阶层的精神世界所产生的影响最为巨大。此经的思想特色在于“唯心净土”和“亦出世亦入世”，前者强调所谓净土就是自心清净，即“随其心净，则佛土净”；

后者主张不离世间觉，即“不入烦恼大海，则不能得一切智宝。”这种觉悟观不仅调和了印度佛教的出家与传统儒家重视家庭人伦的矛盾，而且也吻合于中国思想一贯的内在超越之路，从而成为对中国文化影响最深，也流传最广的一部佛教经典。

此经对“心”的强调也开始让中国佛教走上了心性化的发展道路，其所宣扬的“不二法门”，如“不尽有为，不住无为”以及“从无住本立一切法”等，都成为了中国禅宗极为重要的思想内核。

此后，竺道生在吸收大乘佛教的中观思想和涅槃佛性论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一阐提皆得成佛”的观点，使“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思想深入人心。同时，他还提出了“善不受报”与“顿悟成佛”理论，成为了中国禅宗最直接的思想资源。

来源丨《禅学与宋元文人画》